有人說，勞動成本上升給制造業帶來困難，不利于經濟增長。這個說法其實不對。
在沒有人為干預的市場上，工資等于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所創造的價值。勞動成本自發上升，一定是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提高了。企業不是福利機構，老板不可能賠本發工資。你要創造3千塊的價值，老板才能給你3千塊的工資。生產率提高，這只會有利于經濟增長，而不會不利于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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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制度阻礙勞動自由流動，那么這個企業因為勞動成本上升做不下去了，一定是勞動在另一個企業創造了更大的價值——不可能任何人生產率都沒提高，卻有人工資提高了。眾所周知，勞動從農業部門流向工業部門導致經濟增長，因為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高，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低，勞動從農業部門流向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我們看到勞動生產率提高經濟會高增長，可是我們忽略了勞動生產率提高和勞動成本上升其實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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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上，在一個沒有人為制造的高工資、高福利的國家，勞動成本愈高，經濟增長應該愈快才對。我們看到西方國家勞工成本高，經濟競爭力低，這只是表象。西方經濟缺乏競爭力，不是勞動成本高本身的錯，而是因為他們的高工資是人為拔高的，而不是市場決定的。
中國沒有人為的高工資、高福利，勞動成本上升不過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怎么會對產業造成困難呢？怎么會減弱經濟增長呢？當然不是完全沒有人為的拔高，公務員的工資就被人為拔高了，而最低工資、工資集體協商也正在開壞政的頭。
中國要思考的是到底什么制約了勞動的自由流動。像廣東、浙江等沿海地區，勞動成本到底有多少是戶籍、醫療、教育等制度推高的？為什么中西部低成本的勞動不能流向沿海地區？如果說企業內遷到中西部能夠雇到低成本勞動的話，那么沿海的勞動成本上升就與高房價、戶籍限制、孩子上學難等問題大有關系，是它們制約著勞動從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區，減少了沿海的勞動供給，導致企業經營困難。如果我們不區分勞動成本上升的原因與性質，簡單把制造業的困難歸結為勞動成本上升，那么就會誤判中國制造面臨的困難與中國的增長前景。
有些人不負責任，主張勞動密集型企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假如你做內需，那么轉移到中西部去沒問題，但你要是做外需的話，那是絕對不行的。在古代，經濟中心原本在中原，為什么到了近代轉移到了沿海？很重要一個原因是當今是全球化時代。面向全球生產，沿海具有天然的優勢。想一個簡單的道理：是把人轉移到沿海來生產成本低，還是將原材料和產品運來運往在內地生產成本低？難道古代的中原人勤勞智慧，而他們的子孫卻愚笨懶惰不成？難道古代的沿海人愚笨懶惰，他們的子孫卻又勤勞智慧不成？
中國要想辦法通過制度變革把沿海的生產生活成本降下來，而不是把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去。但現在我們好像在向相反的方向走。中國還要避免人為拔高工資和福利。想明白其中道理并不難。如果通過人為拔高工資和福利就能改善百姓生活，那就把最低工資規定到每個月10萬塊，豈不是我們個個都成了千萬富翁？
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相伴隨的勞動成本上升永遠都是好事。若說一國增長的基礎是低勞動成本，那豈不是成了笑話：為了經濟增長，倒要有意的壓低工資收入了？而壓低了工資收入，經濟就總是能高增長了？可實踐已經給出了明確的答案：高增長不在勞動成本更低的非洲，而在勞動成本更高的中國。何況，我們發展經濟不就是要讓百姓過上好日子嗎？如果勞動成本不上升，那么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怎么提高，怎么可能過上好日子？但是，要克服和避免勞動生產率提高之外的其他因素對于勞動成本的推動。任何勞動生產率提高之外的因素導致的勞動成本上升都只會給經濟帶來噩夢，最終讓人民不能過上好日子。切記，不是勞動成本上升本身造成了中國制造的困難，而是制約勞動自由流動的制度造成了中國制造的困難。 （作者系浙江財經大學經濟與國際貿易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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