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全國范圍內共有逾140萬人通過報名審核。其中，競爭最激烈的職位的考錄比高達6980 1。“公務員熱”依舊持續高溫。

不過，在眾人打破腦袋要擠入“圍城”的同時，也有一些人作出了“逆向”的選擇：“花4年考上公務員，干1個月辭職”、“公務員辭職潮來了”、“深圳公務員‘降溫’，去年231名公務員離職”……

選擇“去”或“留”原因何在？公務員的職業形象是否被過度抬高或“妖魔化”？“圍城”內外分別是怎樣不同的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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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了不同崗位的青年人，試圖了解他們眼中這份職業的優勢與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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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新明：“誰能為了安穩壓抑一輩子個性”

如果將公務員比作“圍城”，邵新明(化名)就屬于“城里人”。他是某中央國家機關的一名副處級干部，工作地點位于北京三環以內。

“收入很固定，每月工資5000多塊，還有一些零散的福利，比如平時在單位吃飯花錢很少，一日三餐也就花十來塊錢。中餐是自助的，涼熱菜加起來有十幾種。早餐是五六個涼菜，每天都會有新花樣，平均兩三塊就能管飽。飯菜不錯，一般新來的同事，都會胖幾斤。”他調侃道。

2013年，隨著中央多次出臺禁令，嚴格約束官員吃請，邵新明也感受到了細微的變化。“往年，春節前都會有地方來的人要求宴請，今年沒有了。現在連同事、朋友之間的聚餐都盡量避免。單位附近的餐館黃了不少，生意至少減少了一半以上。”

不過，對于網絡盛傳今年“公務員年終福利大縮水”，邵新明說：“這倒沒什么變化。我們每年都沒有年終獎一說，但有13個月的工資。所謂隱性收入，不是指年底發一大筆錢。公務員工資是走財政體系的，一般單位不會在這個節骨眼上出問題。真正的福利優勢體現在分房、解決職工或配偶戶口這類問題上。”

據他了解，在中央國家機關工作的同學和朋友分房一般有以下幾種情況：一種是直接分給機關的經濟適用房，職工再以經濟適用房的名義和價格拿到住房；第二種是有些單位會集體購買商品房，以變通的方式，按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賣給職工；第三種是一些單位能拿到北京當地包括兩限房在內的政策房，以此作為職工福利；第四種是單位歷史上遺留下的一些房子，分配給內部職工。

“這部分福利是吸引很多人擠入中央國家機關梯隊的原因。跟我們相比，基層和地方公務員是比較辛苦的，一方面收入較低，另一方面也沒有分房福利。”他說。

不過，雖然這份工作光鮮、穩定，并能解決住房問題，這些年，邵新明身邊仍然有不少同事選擇“挪窩”。“有些人比較現實。比如，一般工作5年左右，就能分到房子、配偶拿到戶口了，眼看晉升無望或發揮不了自己的特長，不少人都在這個時間點離職。”他說。

雖然這樣的選擇有些“投機”，但邵新明表示理解。“每個人都有理想抱負，不是誰都愿意安逸、穩當地過一輩子。公務員系統的管理方式和體制外的其他單位確實不同。對不少年輕人來說，習慣于論資排輩、安于現狀、不出頭、不要太有個性，還是挺難的。”他說。

有時，邵新明替剛入職的大學生擔心。

“比如，有的年輕人有創新沖動，或者愛向領導提意見。第一次領導可能很高興，覺得年輕人有想法，第二次、第三次也能容忍，但時間長了，就會有看法，同事也會議論。慢慢地，年輕人就什么都懶得說了。機關領導更喜歡守口如瓶、守紀律、講政治大局、聽組織話的人。”他說，“公務員崗位對個性和自由度存在限制，與年輕人倡導獨立、自我、愛創新、有激情存在一定矛盾。”

邵新明認為，一些人辭職是因為不適應官場文化，另一些人則因為找不到上升空間。“就拿希望被提拔的人來說，除了工作上要過得去，人際關系也很重要。即使做到這些，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平臺，因為上升渠道非常有限。”他說。

他說，如果順利的話，從科員晉升至副主任科員要3年，再晉升至正科級還得3年，再到副處級需要5年。

“也就是說，在有‘位子’的情況下，一個大學畢業生成為處級干部的平均時間是11年。但還有很多意外情況，比如上級領導遲遲不晉升，你就很難再有發展。還有的領導已經是副局級干部了，但卻不愿放權，要再兼任一個處長，這樣一來，就多占用了一個晉升名額。這11年，往往是一個人最黃金的時期，是否該耗在仕途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說。

他認為，20多歲剛來單位，打打雜、跑跑腿是應該的。可是30多歲之后，很難再有這樣的活力和心態。這時必須有新的崗位、更好的平臺，否則就會遭遇發展瓶頸。

4年前，邵新明身邊就曾有一名同事因此選擇離職。“當時他已經是處級干部了，后來去了一家知名國企，待遇比現在好很多。”同事的離職對他的觸動很大。“原來總以為公務員是個‘金飯碗’，其實，沒有完美的職業，重要的是清楚自己要什么。”

邵新明記得，這位同事告訴自己：加班、辛苦并不是大問題，離職主要是覺得個人價值得不到體現。“他告訴我，如果當公務員只為求安穩，那么誰能為了安穩壓抑一輩子個性？即使硬挺下來，也不會快樂。”邵新明回憶道。

這些年，邵新明身邊有多位同事調動或離職。“粗略算算也近10人了。雖然離職的比例不高，但每年都有人走。有的調去地方，據說成了小領導，手上有實權能管事，還是不錯的；有的調到了專業興趣更對口、有上升空間的其他中央機關；有的去了央企、民企，待遇很好，還能進入管理層。”

不過，到了30歲出頭的年紀，邵新明坦言自己“已經沒有了辭職的沖動”。

“這和我的性格有關，我比較保守。我覺得自己還有晉升空間，對目前的待遇、政治地位也比較滿意。出去說自己是國家機關公務員，還是挺有面子的。”他說，“而且這份職業能接觸到很多高層信息，這些優勢是一般職業沒有的。中央國家機關大都有共建學校，職工子女教育條件比較優越，這也是很現實的問題。任何職業都不可能完美，公務員也一樣。”

張浩：“誰會輕易辭職？至少我沒有這個勇氣”

河北省張家口市下屬某縣縣委干部張浩(化名)也在這個春節前夕感受到了“官場”的一些變化。“往年過節單位多少都會發點福利，比如米、面、油之類的生活用品，年前還會發掛歷、購物卡等。平時也不定期地發放水果券、蛋糕券、加油卡之類的。不過今年，什么都沒發。”他說。

張浩說，像公務員這類拿“死工資”的職業，年終獎并不體現在工資上。“以前主要是發一些生活用品，今年以來，因為中央不斷加大管理力度，這塊的福利有所縮減。不光我們，我打聽過縣里其他部門同事，大家都差不多。”

張浩在該縣委工作已有兩年，目前仍屬于借調身份。“平時我沒有非常清晰的工作范圍。基本上是哪個部門缺人手了，我就會頂上去。所以，還談不上對自己的職業有什么規劃，而且，仕途發展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他說。

雖然同樣位列基層公務員梯隊，但張浩表示“不同的地區、部門、崗位的區別挺大”。“比如稅務和城建部門的福利一般比較好，因為手上有實權。基層公務員本來福利就不算多，所以對我們的影響很有限，工作狀態沒有太大變化，也談不上因此而辭職。”

他認為，相較于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基層公務員的福利水平應該屬于中等偏下。“我不是張家口本地人。要在當地買房或者租房，結婚生小孩，一個月就那三四千塊錢工資，經濟壓力肯定是有的。公務員工資和地方發展水平也有很大關系，張家口這里公務員的工資和福利肯定不如經濟發達地區。”

他感覺到，身邊不少同學的收入已經逐步超過了自己。“尤其是一些在私企干的，效益好的時候，年終獎一次就發好幾萬元，這個是我沒法比的。”

但是羨慕歸羨慕，一番糾結過后，張浩還是選擇“堅守”。“出去闖蕩可能效益高，但風險也大。相比較而言，公務員還是很穩定的，基本能實現旱澇保收，不過也別指望掙大錢。現在考公務員還是很難的，誰會輕易辭職？至少我沒有這個勇氣。”

在北京周邊某基層崗位工作的劉云偉(化名)也有類似的處境。

“以前趕上過節，都會有1000塊錢過節費。平時發點水杯、毛巾、香皂，年底會發臺歷、水果之類的。我當公務員5年了，一直在這個崗位，這些年沒有什么變化。不過，自從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后，這些福利都取消了，今年還沒怎么發過東西呢。福利分房我們肯定是沒有的。”他說。

對于自己的生活水平，他概括道：“目前還和爸媽住一起。養孩子有壓力，所以一直沒要孩子。夫妻倆人生活開銷足夠了。我們也屬于夾心層，兩限房不夠標準，商品房買不起，所以在單位附近租了一套房。”

他也認為，基層公務員收入應屬于中下等水平。“我工資4000元出頭。基層工作量大，難度也不小。居民訴求越來越高，比起坐在辦公室的公務員，我們不算輕松。”

他個人認為，對于公務員群體的探討，應當有更為細化的描述。“基層的、中央的，發達地區的、偏遠地區的，坐辦公室的、一線的……如果沒有這些細化的分類，只說公務員群體優劣勢，意義不大。”

“現在不少人都喊著要辭職。可能最近對公務員管理比較嚴格，一些人不舒服了。公務員的生活并不困難，只是沒有那么富裕而已。”劉云偉說。

雖然說起自己的職業，劉云偉多少有些抱怨，但他表示“并沒有勇氣辭職”。“我也聽說有的人，自己做買賣或去外企、民企，掙了大錢。但真到了自己，總是少點勇氣。一想到辭職后可能面臨的各種困難，就下不了決心。現在雖然掙得不多，但也不至于挨餓。如果回到幾年前，也許我會有不同的選擇。”

王娟：“沒必要非得擠這一條道”

王娟(化名)曾經是一名大學生村官。在北京密云任職的那段時間，她負責村里的文字和黨建工作。她告訴記者，當初選擇這個崗位，主要是想等待機會，進入公務員隊伍。

作為一畢業就扎根基層的學生，她沒有感到不適應。“我和村民關系挺好的。他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平時盡量多了解村里的事情。一來二去，和很多人都成了朋友。大家對我的評價還不錯。干基層工作，群眾關系很重要，千萬不能‘端著’。”

不過當周圍人一致認為王娟將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名公務員時，她的職業方向卻來了個“大逆轉”。

“在村官的崗位上干了大半年，我漸漸意識到一個問題。即使將來當了公務員，性質應該和現在差不多，就是做一些事務性工作，這和我大學專業關系不大，其實哪個專業的人都能做。”王娟說。

大學四年，王娟學習的是農業技術相關專業。當初決定當村官，也是認為這里和專業對口，應該有大展拳腳的機會。

“事實上，我很難從事具體工作，大部分時間只能在辦公室打轉。這樣的職業和我的最初設想差距太大。”她告訴記者。

讓王娟調整職業方向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目前，大學生村官轉公務員有嚴格的限制條件，對于專業和工作經驗有明確的規定。北京要求在村官崗位工作夠3年，才能轉公務員，還要經過考試。可以說，這條路也是一根獨木橋。”

在這段過程中，王娟不斷和身邊的朋友比對。“后來發現，很多同學在村官崗位工作后，并沒走上公務員這條路，而是去了國企或者上市公司，收入不錯，也和專業關系密切。所以，沒必要非得擠這一條道。”她說。

經過一番權衡，一年后，王娟選擇了一家農業技術公司。在新的崗位，王娟最大的成就感來源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這份工作對專業知識有要求，不是農業出身真干不了。”她說，“比如選種、栽培方面最新的技術成果，我要手把手地教著農民。比起在辦公室里敲敲鍵盤、復印文件，我覺得更有趣。”

此前，《新京報》一項調查顯示，受訪者中84.1%的人曾想過報考公務員。在報考原因中，福利待遇好、工作輕松穩定、有社會地位占據前三位。而真正將公務員當作“職業理想”看待的，僅占三分之一。

王娟看到的情況也大致相同。“我們班大部分同學都考過公務員，幾乎全是沖著穩定、高福利去的。”王娟說，“可是，讓我耐著性子走仕途，有點折磨人。相較于穩定，職業的發展空間和激情對我更有吸引力。現在的工作，誰負責的村子畝產最高，誰的業績就好，回報就高，更適合我。”

在新的崗位，王娟結識了不少朋友。“我幫農民解決了問題，他們很感謝我。節前一個河北老鄉還給我拜了早年，說來年給我帶點特產。目前，國家的農業技術推廣工作還不充分，很多前沿技術都沒推廣起來，這個領域的發展空間一定很大。”

“公務員只是千萬職業中的一種。既不該被過度高估，也不該被‘妖魔化’，成為腐敗、高福利的同義詞。”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說，“對于青年人而言，在選擇進入公務員體系時，首先應該評估自己的個性、需求。如果一個國家大量青年人都以安穩、舒適作為求職的第一要素，并不利于社會的發展。”

對此，莊德水表示，伴隨著中央出臺一系列禁令、規定，“官”不再好當必然是未來的大趨勢。一些地方已經開始推進公務員聘任制了。年輕人需要調整就業思路：不要因為社會對公務員的“冷”或“熱”而影響自己的人生，應該以更平常的心態面對自己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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