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民政社保部門來，你不知道社會底層百姓有多苦。”前不久，在一個欠發達地區“走轉改”，聽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負責同志講些事，回來以后久久難以釋懷。

　　90年代初，這里國企改制買斷工齡的有5萬多工人，轉眼都到了退休年齡。當年，他們以自己的犧牲支持改革，許多人因為年齡和技術老化，沒有穩定工作和收入來源，甚至連社保都中斷了，生活非常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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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聯廠有個老工人，孩子考上大學，沒錢交學費，他喝了敵敵畏。另有一位老工人，腎病動過大手術，為給上清華的孩子掙學費，拉三輪車載客，結果一頭載在路上……到了退休年齡，該安享晚年了，但社保欠費問題如不解決，他們又將面臨基本退休金領不到的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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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相對于經濟增長、財政收入增長來說，只能望其項背，國家、壟斷性行業、大型央企在國民收入中實現了超額分配。

　　由于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早期為改革做出犧牲和貢獻的人早已被“邊緣化”，他們的養老、就業、醫療等基本生活問題，不僅困擾著地方政府，一些大型國有銀行也必須直面。近日，工行、建行門前，數百名當年被“買斷工齡”、如今生活困頓的老員工聚集，要求增加補償或者重新安排工作。

　　在經濟下行周期，不同行業收入差距過大，同一行業在職者與離職者、在編的（不干活的）與不在編的（干活的）“疑是黃河落九天”的收入差距矛盾日益凸顯，并成為社會問題的焦點。

　　有些國企老總在位時年薪百萬，退下來以后月薪三五千，心里失衡，末日情結作崇，五十八九趁還在位時“拼命搞”，欲壑難填搞得狼煙四起，搞爆為止，這樣的案例俯拾即是。好的制度能讓壞人變好人，而畸形的制度讓好人變壞人，甚至變魔鬼。

　　30多年來，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們積累了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年財政收入超過了10萬億，銀行存款超過了100萬億，但是財富“二八定律”告訴我們，巨大的社會財富只是讓國庫充盈了，龐大的食利階層形成了，但人均儲蓄3萬元的國度談不上富裕。遑論還有幾千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全民的醫療、教育、社保投入依然十分菲薄，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連年下降。

　　社會總體收入水平不高，普通勞動者出于對“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三座大山的焦慮，不敢消費，節衣縮食、積谷防饑。

　　數據顯示，1996年至2010年，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從69%下降到50%，最近，有報告稱，2005-2012年間，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復合增速13%，同期全國財政收入復合增速高達21.9%.截至2011年底，全國非金融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資產總額高達85.37萬億元，所有者權益29.17萬億元，分別是2003年的4.3倍和3.5倍。

　　顯然，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相對于經濟增長、財政收入增長來說，只能望其項背，國家、壟斷性行業、大型央企在國民收入中實現了超額分配。

　　當社會財富一再向政府部門集中時，私人消費和投資必然被擠占。現在，一次分配失衡之重，收入分配差距之大，基尼系數之高，早已越過警戒級。那就寄望稅收發揮它在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吧。但長期以低收入、低保障維系高儲蓄和高投資的經濟模式下，稅收在平衡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完全喪失，加劇了社會階層的斷裂和分化。

　　對于普通人來說，個人所得稅法已成為真正的工資稅和薪金稅，稅負通苦指數是很高的。高通脹背景下，較低的個稅起征點意味著普通居民的日常消費都要雙重征稅，百姓的稅痛感猶如西方人說的“拔鵝毛”，當然痛得哇哇叫了，因為這是他們養家糊口的錢。

　　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富人的所得稅、遺產稅占到稅收總收入的半壁江山，我們是空白。東部某發達省份，有7800萬人口，銀行存款9萬億，上市公司300多家，gdp超5萬億的省份，但稅務部門監控的全省的高收入人群中，月收入為2～4萬元的群體還不到2萬人，而月收入為4萬～6萬的人群還不到1萬人。

　　稅務部門自身也承認，其掌握的數據與社會應納稅群體真實情況相去甚遠。“主要是手段原始落后，收入渠道太多，統計手段陳舊，高收入人群的納稅遵從度低，法不責眾。”稅收“失明”加劇收入差距惡化。

　　一個社會如果出現嚴重的階層斷裂，游戲規則被利益集團所把持，他們主導公共政策、控制經濟資源配置時，權貴資本就大行其道，公眾利益就得不到保護。

　　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面臨的矛盾困難很多，但再困難也不會比1935年的美國困難。

　　羅斯福總統在大蕭條時接手千瘡百孔的“危機國家”，他在艱難歲月里發表了著名的“爐邊談話”，強調經濟越困難越要加強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這位偉大的總統因此為后人銘記。

　　他說，作為自由市場經濟精髓的競爭，既能產生勝利者，也會產生失敗者。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如果沒有社會保障體系對失敗者提供保護，失敗者將會起來摧毀美國繁榮的經濟體系。

　　把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作為走出危機的首選路徑，美國政府以此編織了一張巨大的社會安全網，“必須牢記，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了自由市場經濟的秩序和穩定性”。成千上萬的歐洲人（包括來自納粹德國的猶太難民）涌入美國，其中包括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杰出科學家、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和歷史學家，美國因此取代歐洲成為世界思想界領導者，為20世紀成為“美國世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小平同志多年前就說過，如果我們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就說明改革是不成功的。這提醒我們要警惕，歷史給我們糾錯的時間不多了。

　　當下，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處在復雜而敏感的十字路口，改革進入到必須直面大江大河的深水區，利益調整揮之回去，要防止利益固化、社會斷層和轉型陷阱，決策者當以對國家和民族負責任的精神，加快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以此打開當下中國經濟社會的僵局，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注入強大的內生動力。

　　（本文作者介紹：陳志龍，財經專欄作家，報人。）

（原標題：收入分配體系畸形是中國社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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