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中國社科院發布報告稱，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這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歷史性變化，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以城市型社會為主體的時代。但同時，中國的城市化問題仍然多多。社科院報告指出，未來5-10年正是中國城市化的關鍵時期。在這個關鍵時點，我們應該也必須要討論中國城市化中存在的問題以及發展方向。本報特推出3篇一組的“中國城市化”系列報道，分別從“人”、“城市”以及支持城市運轉的“機制”三個方面來進行探討。此為第一篇。
本報記者 李會報道
也許，絕大多數人對于城市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城市越來越大，樓越來越高，車越來越多，而穿梭于這些高樓大廈之中的人，也越來越密。信息源:免費招聘網_www.rcxx.com_淘才招聘網
人，是一個城市的靈魂。而我們在轟轟烈烈的城市化推進過程中，忽略的，恰恰是對于“人”的考慮。信息源:免費人才網_www.rcxx.com_淘才招聘網
都市“新藍領”挺尷尬
他們一年中有超過300天停留在這些城市中，但他們在這個城市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子；他們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衣食住行生病住院都在這些城市中，但他們中的一些人沒有任何保險；他們在這些城市中無處不在，但他們都是城市中的邊緣人，他們甚至不確定，自己到底屬不屬于他們所在的城市。他們，被稱為都市“新藍領”。
新藍領，指目前工作和生活在二線（或以上）城市的、為城市日常運轉貢獻力量的基層工作者，包括銷售、房產經紀人、保安、美容美發師、快遞員等職業，也涵蓋了部分基層白領工作者。“新藍領”人群不包括傳統的工廠工人、建筑工人等。
以上，是國內最大的分類信息網站趕集網在9月3日發布的《2012都市新藍領生存報告》中給出的定義。
這個定義與我們曾經公認的“新藍領即新一代技術工人”有所區別，但不管這個界定是否準確，他們關注的這個人群，的確是我們想要關注的人群。
趕集網招聘行業高級分析師謝曉霞告訴《中國產經新聞》記者，報告數據的收集和分析主要采用了趕集網的近千萬的平臺數據，結合在線問卷的調查方法，以及對新藍領的深入訪談和研究獲得。其中，調查自7月23日至8月19日，歷時四周，共回收來自全國各地100995份有效問卷，覆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41個城市，受訪人群涵蓋各個年齡段。
報告顯示的這些新藍領的生存狀態令人堪憂。
勞動強度大是他們面臨的首要問題，近九成新藍領每周工作超40小時。
報告顯示，每周工作在40小時以內的僅占13%，超過半數的人每周工作40-60小時，其中最常見的周工作時長是40-50小時，這類人群占比近三成（29.5%）；另外，每周工作50-60小時的超過五分之一（22.0%）。值得注意的是，每周工作超過70小時的超過兩成，達到21.3%，甚至有3.5%的受訪者表示每周工作超過100個小時，按一周工作7天來算，每天工作也超過14小時。
報告顯示，每周工作70個小時以上占比最高的5類職業是：司機、房地產經紀人、廚師、服務員和保安。這些職業中有1/4的人每周工作超過70小時。
數據顯示，上海和深圳新藍領更為辛苦。上海可謂一線城市中新藍領最累的城市，每周工作50小時以上的占比高達83.8%，每周工作100小時以上的占7.6%。相比而言，北京和廣州的打工者則稍顯輕松，北京每周工作100小時以上的打工者只占3.7%，僅是上海的一半。
其次，福利待遇差，超半數沒簽合同、沒上保險，近半數法定節假日無法休息。
新藍領人群中，與雇主簽訂了勞動或勞務合同的不到一半，56.0%的人沒有簽署合同。這意味著，他們的合法權益很難得到保障。
數據顯示，不簽合同最多的3類職位是司機、廚師、收銀員，比例均約在七成；簽合同比例較高的是保險經紀人、保安、采購員、倉庫管理員等，但簽署比例也僅約六成。
趕集網報告顯示，為員工上了五險一金的雇主有約兩成(22.3%)，還有2.3%的雇主為員工上了其他商業保險。值得一提的是，超過半數的雇主沒有為員工上任何保險。
報告顯示，法定節假日可以正常休息或拿加班費的有51%，另有近半數的人不能正常休息，也沒有加班費。調查顯示，房地產經紀人、司機、收銀員、廚師、保潔等，是比較典型的不能休息也沒有加班費的人群。
最后，配偶分居、留守兒童情形普遍。
調查顯示，在已婚新藍領中，與配偶在同一城市工作生活的占79%。在不同城市生活的夫妻中，64.3%有一方在老家。在有子女的新藍領人群中，子女“跟自己”生活的占40.1%，這意味著留守兒童的比例高達約六成，的確是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
戶口難題
老孫來北京已經十幾年，如今依然租住在豐臺區一間小平房中。兒子在北京出生長大，轉眼就到了上高中的年齡。“現在最愁的就是戶口，沒有北京戶口，就得回老家考試，可平時兩地的學習內容根本不同。”老孫告訴《中國產經新聞》記者，戶口問題最頭疼，除了關系兒子的上學問題，自己看病也成問題：“年紀大了，經常跑醫院，可醫保在老家，在北京看病都報不了。”
謝曉霞告訴記者，趕集網的調查顯示，超過60%的新藍領覺得在城市人際交往中受到的最大困擾來自于不受尊重，而這種不尊重，在很大程度上又來源于地域歧視。“住房、戶口這些象征城市生活的敲門磚是新藍領希望盡快解決的問題，如今的新藍領更想將來留在城市里，融入城市生活。”
的確，他們不但想留下來，更希望融入城市。但，對于大多數普通城市務工人員而言，這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此前，有媒體報道，今年四五月間，由國家發改委組織的國家城鎮化專題調研組完成了對浙江、廣東、江西和貴州等8個有代表性省份的調研。調研課題就涉及了農民工融入城市化的成本問題，在調研戶籍制度時，調研組發現，“戶改幾乎遭遇所有市長的反對。”
為什么戶籍改革會遭遇市長們的反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附著在戶籍上的教育、醫療等各項社會保障，這需要當地政府的巨額財政支出。
據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于2010年在《中國發展報告2010：促進人的發展的中國新型城市化戰略》中所指出，中國當前農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萬元左右。這對于當前財政緊張的地方政府而言，顯然是難以承受的重負。
取消戶籍要為每一個城市務工者支付10萬元左右，而保留戶籍，則不但不必支出，還可以從這些外來務工者身上取得稅收收入。這是一道簡單的數學題，也是各地政府不得不做的選擇。
以上海為例，2011年上海常住人口達到2347.46萬人，其中外來常住人口達到935.36萬人，已占常住人口總量的四成。這些外來人口及其子女都要在本地享受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自然會給本地的財政帶來極大的壓力。
問題隱患及解決
叫新藍領也好，說是農民工、城市務工人員也罷，說的都是同一個群體——他們常年生活在城市，卻不享有城市戶籍、福利保障，他們是這些城市中的居民，卻還不是這些城市的市民。
與他們的父輩一代農民工不同，都市新藍領從心理上已經不想再回到農村，隨著城市化的迅猛發展，這個群體越來越龐大，而問題也就越來越凸顯。顯然，這將成為城市化健康推進的一大隱患。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與產業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閻雨向《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盲目的城鎮化只會導致這個社會越來越不安定。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城鎮化的水平很高，比如說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它的城鎮化率都超過了80%，但是人們普遍感覺到大量失去土地進入城市的居民，由于沒有能夠獲得正常的工作，所以在很多地方形成了不少的貧民窟，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問題都面臨著非常嚴峻的挑戰。”
城市化絕不僅僅是城市外殼的擴張，城市居民的安居樂業才是城市化的靈魂。
在貴州大學城市管理與經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大學市場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北大縱橫管理咨詢集團合伙人項凱標看來，農民工的城市化需要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他向《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
首先，由于當地居民有排斥心理，而農民工自己也覺得自己是“外鄉人”，這種情感的變化要有一個過程；
其次是就業技能方面，大多數農民工由于文化教育水平相對不高，沒有特別的技能或技藝在手，一般只能從事比較辛苦，而且收入還比較低的工作，很難融入原來城市的社區生活；
第三是住房、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滯后，也嚴重地影響著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
北京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詳細規劃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剛也向《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農民工市民化的確還存在多方面的障礙。
徐剛認為，這其中有農民工自身的原因。例如，農民工本身的公民素質包括技能、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程度，以前生活的習俗環境等，可能都與城市對新市民提出的種種要求存在差距。
徐剛進一步指出，農民工很難融入城市的更深層原因，在于城鄉發展水平差距過大、割裂的二元化發展，破解城鄉發展的巨大差距，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城市中到處都是從事一些簡單服務的基層農民打工人員，這個實際上也不是一個健康的城市化，不是我們愿意看到的事情。”徐剛指出，對比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發展，他們城市化水平高，一方面體現在人口比例達到80%或是更高，更重要的方面是就業的人口從事的崗位程度較高，這來源于城市本身功能的完善和強化，隱含的是重要的知識條件，這個是我們相對缺失的方面。
“農村急需壯大和發展，一方面如果在農村，有很好的發展，生活水平和就業前景，農村才有真正的穩定；另一方面，城市化人口的質量也能得到真正的保證。”徐剛說。農村的發展也是不容忽視的。不能片面地拋開農村的發展，單純的來講是城市的提高。只有把農村的發展、農村的產業、農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農村的人居水平的改善，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條件去解決好，我們的城市才能真正發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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